张涌泉开展“走在学术创新的路上”专题讲座
发布时间:2017-05-29 作者:青年传媒中心 分享到:一键分享0

 

     张涌泉,男,1956年10月10日出生,浙江省义乌人。现为浙江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汉语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文学学科学位委员会主任。在学术界的职务有:中国文字学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语言学会理事,浙江省语言学会会长,浙江省敦煌学会会长,四川大学兼职教授,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四川大学俗文化研究所、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先后被确定为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浙江省新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第一层次重点培养人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培养人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入选者;并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浙江省特级专家,获中国优秀博士后荣誉称号和高校青年教师奖;曾评获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各一次),中国社科院青年语言学家奖一等奖、二等奖(各两次),胡绳青年学术奖,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三等奖(两次)、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三次)、浙江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等多种奖励。代表作有《汉语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敦煌变文校注》(合作)、《汉语俗字丛考》、《旧学新知》等。

 

    (通讯员  邹艳  戴园梓  蔡亚轩)

 

    主持人:欢迎张涌泉教授来我院讲学,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张涌泉先生除了是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重要身份外,他还是浙江省特级专家,兼任中国文字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浙江省语言学会会长。先后师从郭在贻、项楚、裘锡圭等先生,主要从事近代汉字、敦煌学、写本文献学、训诂学研究,代表作有《汉语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汉语俗字丛考》《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敦煌写本文献学》《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张涌泉卷》等。先后获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中国社科院青年语言学家奖一等奖、胡绳青年学术奖、思勉原创奖等多种奖励。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张先生给我们做报告。

 

    张涌泉: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非常荣幸有机会到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和大家一起讨论学问。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走在学术创新的路上”,因为“创新”是现在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现在什么领域都要讲创新,我们学术上也要讲创新。怎么来创新,是一个值得我们讨论和思考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主要从自己自学的经验和体会来谈一谈这方面的问题。首先我想准备讲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我想谈谈自己在创新路上的一些印记。然后,从我自己的体会中生发出我认为和创新有关的几个问题。第一,要有新的材料;第二,要有新的问题;第三,要有新的学问。

 

    第一点,我想跟大家谈谈我在创新路上的一些体会,或者说是一些成果。我首先引用的例子和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的一封信里所讲到的创新有关。顾炎武问:“古人是怎样做学问?是采铜于山”,从山和燃烧的矿石里面,把铜提炼出来。但是他说今人是“买旧钱”,意思是把一些破铜烂铁买来以后,再重新铸造。这些破铜烂铁本身质量就不行,还把古人东西中的有些宝贝破坏了,不成气候,所以他称为“两失之”。他提到自己,因为他有一本很有名的著作,叫做《日知录》。《日知录》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一部传世之作,影响非常大。他讲述自己写这本书是“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所以他把自己研究的观点可以看作是“庶几采山之铜”,他还是比较自信的。真正的做学问,创新在他看来应该是“采铜于山”。

 

    刚才郑院长也有提到,我有三位老师。第一位郭在贻先生是我的硕士生导师,是原来杭州大学非常有名的教授,可惜英年早逝,五十岁就去世了。他有一篇文章提到自己学术研究的回顾,他说:“做学问,要重创造、贵发明。”他认为判断一个人学问成就的大小主要看他有多少发明,而不是看他有多少著作。著作多,有时也没用。

 

    第二位是我的博士生导师,项楚先生,他是四川大学的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项楚先生有一篇文章——《敦煌文学研究漫谈》里提到做学问、读书是为了研究和解决问题,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新问题,新材料,新问题”来解决问题。

 

    我的另外一个老师裘锡圭先生,是著名的文字学家,他原来是北京大学教授。现在他调到复旦大学的一个文字研究中心。他讲过这么一段话,“我们鼓励的创新是在本学科和本领域里面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当然他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他说的这段话,是他在首届思勉原创奖的一个学术论坛里的演讲。刚才我说的思勉原创奖,它是华东师范大学设立的一个奖项。这个奖的要求很高,评审程序很严苛。思勉原创奖第一届共有四位获奖者,我的两位老师——项楚先生和裘锡圭先生两位都获奖了。

 

    然后我回顾一下自己在学术创新的路上几个脚印。我想从我的书和研究开始讲起,主要是两大领域:一是俗字方面的研究,或者说是近代汉字方面的研究;二是写本文献学方面的研究。我比较早的研究差不多是俗字方面的研究。《汉语俗字研究》是我第一本独撰的书,也是一本学术专著。这本书是1995年由湖南岳麓书社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出书,2010年有了商务印书馆的增添本。这本书的学术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有评论认为这本书是说文字学方面概念性的著作,并且有评价认为这本书达到了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这个评论正好是我有一个社科院的同学到美国出差,偶然看芝加哥热报的时候,发现报上有关于我们大陆中古类关于敦煌学、汉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评论,上面就提到《汉语俗字研究》这本书。所以这本书,也获得了第二届的思勉原创奖。

 

    我的第二本著作是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就是项楚先生,由上海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16年出了第二版。这部书差不多有一千多页,有一个大排版。我当时博士论文的一张照片里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学者:包括四川大学的杨明照先生,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方面的著名学者;蒋绍愚学者,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是当时答辩委员会的主席;江蓝生老师,我们原来的社科院副院长,他当时也参加了我的论文答辩;四川大学的张永言先生,一位非常有名的语言文字学家;还有答辩委员会的秘书,四川大学的周裕锴教授,他现在是著名学者和宋代文选学会的会长。答辩的阵容是很强大。论文评审专家,有许多著名学者:包括副委员长许嘉璐和周有光先生。第二部书的第二版是去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印得很精美。这是当时一些评论的意见,包括周一良先生,季羡林老师,江蓝生老师的评论意见。周一良先生评价这本书是敦煌写本的重要参考文献,功德无量,和蒋礼鸿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堪称“双璧”。当然此评价对我来说太高了,因为蒋先生的这本书是我们敦煌语言文字、俗语词方面的一部经典著作。蒋先生生前是杭州大学的教授,也是我的本科生论文的指导老师。这本书学术影响很大,在学术界有很多较高的评价。

 

    蒋老师是文学院的,并且原来是我们学校的副书记。他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一篇书评。《中国社会科学》是人文社科里最重要、最典型的刊物,对这本书的评价还比较高。后来,这本书获得了教育部的一等奖,之后又获得了社科院“胡绳青年学术语言学奖”。胡绳原来是社科院的一个院长,现在已经去世了。“胡绳青年学术语言学奖”的“语言学奖”可能到现在为止只有我一个人得过。

 

    四川大学博士毕业以后,我到北京大学师从裘锡圭先生做博士后。《汉语俗字丛考》是我的博士后报告。这部书也是部头比较大的一本书,是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然后今年马上要出增订本。这本书大概有120万字,主要将《康熙字典》等一些大型字典里的一些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其中考辩疑难俗字有3000多个。郑院长也是“俗字研究”方面的专家,以前,李老师总结他的成果时,提到了他考证所有字典、词书里边都还没有解决或都搞错了的疑难俗字,郑院长就解决了4000多个,所以他这方面的贡献很大。所有的认不出来或认错的字有4000多个,我这本书里就有3000多个汉语俗字丛考,这本书在学术界的评价也比较高。北京大学的著名学者何老师,语言文字方面的著名专家,他当时也参加了我的博士后座谈报告。这本书后来也获得了一些荣誉,如“中国社科院的青年语言学家奖”一等奖,教育部的二等奖。

 

    博士后以后,我开始进入另外一个领域——写本文献学方面的研究,也有一个称呼叫手写文献学,接下来看一下我的一些研究。我有一本书叫《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北京大学博士后以后,我回到杭州大学任教。当时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计划,要把所有的敦煌文献做成《敦煌文献合集》。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常见的写本文献大概有七万号左右。我们当时有一个想法,要把这七万号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变成一个什么书?叫做《敦煌文献合集》。当然这个工程太浩大,所以我们现在按照“经、史、子、集”的顺序,出了第一本《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是把佛经排除的传统的“经部文献合集”。这部书是中华书局08年出版的,我们差不多搞了十年。现在我们正在做《史部文献合集》,后面还将会有《子部文献合集》,任务也可能会更重。现在我们手头事情太多,所以有时候只能穿插,断断续续进行。学术界对《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的评价也非常高。社科院文学所的所长刘跃进有写书评。池田温先生,日本敦煌学方面的权威,他在一本日本的刊物上面评价我们这本书是令人惊叹的一部著作,评价很高。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也获得了很多的荣誉。2013年,《敦煌经部文献合集》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届向全国推荐的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新中国成立以来推荐的图书,总共只有九十多种,其中包含了这本书,还有我跟黄征教授编的另外一本书——《敦煌变文校注》。2016年,这本书又获得“中国政府奖的图书奖”,该奖项是出版界里最高的一个奖。后来又获得了教育部的二等奖,这是我们的《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我前几年了出版一本书,叫《敦煌写本文献学》,是国家社科重点基金项目的一个成果,由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出版。这本书总共分成四编二十章,基本构建了“敦煌写本文献学”的理论体系和创立了这样一门学问。该建项由专家评审评为优秀。

 

    在学术界,这本书也有一些好的评价。《光明日报》有篇文章认为这本书为手写文献的理论研究提供了系统的指导和可供具体操作的角度范例,同时也是古代写本文学的一个奠基。这本书当时获得了教育部的三等奖。除此之外,我另外还有一些著作,如《敦煌变文集校议》。这部书是我最早的和郭在贻先生,还有我的师弟黄徵教授三人合写的一部著作,也是我最早出版的一本著作。我和湖南也有些渊源,这本书也是由岳麓书社出版于1989年出版。昨天我提到1989年我到岳麓山来时和文学院的一名李教授结识,现在是北师大的“长江学者”,当时他陪我去爬岳麓山,所以当时这本书就由岳麓书社出版。《敦煌变文校注》是和黄征教授合写,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后面两本是我正在做的工作,工程量也比较大。

 

    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也做了一些工作。其中我有两位学生,她们的博士论文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一位是张小艳,她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敦煌书仪语言研究”方面的研究,她2004年写的博士论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06年的时候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还有一位是武汉大学的教授韩小荆,她的“《可洪音义》研究”也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因为前几年教育部每年评一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我的学生有两位获得“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我们文学院的蒋冀骋老师,他也是我的师兄。他的学生中,我们湖南师大的,有三篇博士论文,被评为“优秀博士论文”。至少在汉语言文学科里,他创了最高记录。能过“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是很不容易的!

 

    我把自己在学术创新的路上的一些著作梳理了一下。我不少的成果是有一些创新的。所以下面,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体会。我所做的工作,和新材料、新问题、新学问有关。首先是新材料。著名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恪”字有时候念“què”。陈寅恪先生老家念“què”。他的一些学生,包括季羡林先生等和他的学生都念“què”,但是普通话里边都念“kè”。所以他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有新材料来解决问题,他认为这是时代学术新潮流。他认为自学知识,对历史潮流未知预留,就要预留,就是学术主流。这是陈寅恪先生一段非常重要的话。意思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四大发现”——甲骨文,秦汉简帛,敦煌莫高窟文献,明清档案。“四大发现”是国学大师王国维1925年有一次在清华学校(即后来的清华大学)做演讲时提出来的。回顾整个二十世纪,王国维当年讲的“四大发现”就是二十世纪的“四大发现”。

 

    实际上,“四大发现”里“秦汉简帛”后面三类都是写本文献。写本文献包括我们后面讲的三类,简帛也是写本文献,但是学术界一般就把简帛称为“简牍帛书”。写本文献一般指后来手写在纸上的文献。简牍上面的字实际上也是手写,但一般把写在纸张上的文献称为写本文献。所有有时为了把它和简牍帛书区别开,我们把写在纸张上的文献称作“手写纸本文献”。简单回顾古代文献传播方式的引进和变化:现在传世的文献,最早的是铭刻的,甲骨文和金文都是铭刻文字;后来到了秦汉之间,这时传世的主要文献是简帛。所谓“简帛”,“简”即“竹简”,“帛”即“帛书”,这是简帛文献;到了六朝,差不多东晋以后,纸张取代简帛,成为文献传播的主要方式。众所周知东汉蔡伦造纸,所以造纸是从东汉开始流行起来的。当然更早在西汉的时期,已经发现了木纸,但是当时可能还不是太流行。东汉蔡伦在原基础上加以改进,所以现在把造纸就称为“蔡伦造纸”。东汉以后纸张开始流行,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还不是大规模的,我们的文献传播在汉代时主要还是靠简帛。

 

    到了东晋南北朝时,纸张成为文献传播的主要载体。东晋以后,文献传播主要是写在纸上。因为竹简很重,不便于大规模的利用;而帛书又比较珍贵和少有。但是纸相对来说较便宜,较简易易得。所以东晋、南北朝以后,纸张成为文献传播的主要方式。然后一直到了北宋,宋代以后开始印刷。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到北宋大概有近余千年,这个时间段我们的文献传播主要靠什么?靠手写纸本文献,也就是写本文献。我们现在的文献,唐代以前的文献流传到今天,肯定要经过宋代以前一次又一次手抄相传的过程。手写纸本文献是古代文献传播里重要的一环。但是到了北宋刻本流行以后,我们原来的写本古书差不多都省掉了。刻本很方便,雕刻好以后,可以印几千本。相对来说,手写比较麻烦。文献学的传播,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很麻烦。所以刻本流行以后,写本全部就丢掉了。宋代以后,传世文献就是刻本,写本几乎看不到。清代学者做学问主要是根据刻本,他们也看不到写本。但是清代的一些语言文字学家看到了《说文解字》的一个末部残卷,当然很敬畏,也很了不得。日本著名学者池田温说看本的优势与地位起决定性作用。进入印刷时代以后,这个写本书籍全部都废掉了,失传了。

 

    但是,清末以来,手写纸本文献有了大发现。这些大发现以后,写本文献跟刻本文献完全可以比肩而立,它成为中华文明传播的一个养液。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写本文献。比如说现在大批的写本文献的遗存中,最早的主要是吐鲁番文书。总数可能有五万号左右,现在已经刊布的大概只有一万多号,时间比较早。关于吐鲁番文献刊布的情况,其实还有大批的吐鲁番文献实际上还没有刊布,我们现在看不到。很多还在国外,特别是德国。德国有很多吐鲁番文书,其中最重要的是吐鲁番出土文书的一个影印本,当时由武汉大学著名的敦煌吐鲁番研究方面的专家——唐长孺先生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总共四册。它是图文结合,一边是图,一边是论文,所以这本书是很方便使用的。这是吐鲁番写本文献,最早的。

 

    然后是敦煌文献。敦煌文献,它的影响可能更大。它是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 1900年2月2号,王道士在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的古代写本文献,我们就把它叫做敦煌文献,总数大概是有近千万号,主要是写本,少量的是刻本。我们刚才讲到刻本文献主要是北宋以后开始流行的,敦煌文献主要是北宋以前的,但是它里面有少量的刻本,就是晚唐的刻本,所以它这个刻本现在往往是我们传世的最早的刻本。

 

    敦煌文献,我们认为现在有四大收藏单位,就英国,法国,俄罗斯,我们中国的国家图书馆,这是敦煌文献的四大收藏机构。这里面,法国的有七千多号。法国有很多精华的东西,因为法国当时来盗宝的人叫伯希和。伯希和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汉学家,他懂中文,所以他当时到了莫高窟藏经洞来挑选这些好的写本,他认为重要的写本,所以法国收藏精华很多。英国图书馆的话,当时盗宝的人叫斯坦因。斯坦因他不懂中文,不懂汉语,所以他来挑选的时候主要通过他的一个翻译。所以他那些敦煌传记有的可能比较完整,但是不一定是精华。俄罗斯的这些传记里长篇比较多,因为俄罗斯搜集敦煌传记文章的奥登堡来得比较晚。他当时来的时候,可能主要的文献就是收藏在英国、法国和我们国家图书馆这三个地方了,俄罗斯主要长篇比较多。敦煌文献的抄写时代主要是唐五代,有少量是魏晋六朝。所以我们刚才讲吐鲁番文书它主要是魏晋六朝的,敦煌文献主要是唐五代的,这两个写本文献实际上面差不多可以衔接起来,这是敦煌文献的时期。我们把敦煌文献看作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百科全书。因为它相当于发现了一个图书馆,图书馆的东西当然什么都有的。我们不管从事什么学术,都可以从敦煌文献里边找到有用的材料。

 

    这是敦煌文献的一个出版,《秦妇吟》。我们讲文学史上,往往就要讲到唐代最长的长诗,《秦妇吟》有1366句,是最长的诗。但是这首诗,《全唐诗》里面是没有的,就是说这首诗已经失传了。这首诗是晚唐五代时韦庄写的,他当时写了这首诗以后,影响很大。我们文献记载里边,就是说他写了这首诗以后,人家把他叫做“《秦妇吟》秀才”,但是这么重要的一首诗,他自己的诗集里面没有收,《全唐诗》里面也没有收,失传了。后来我们在敦煌文献里面发现了九个抄本。其中的一个抄本,并且后面有题记,这个题记,天祜五年,天祜五年这个时期跟写这首诗的时间相差二十二年。他写这首诗二十二年以后,他的这首诗就有抄本在敦煌出现,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现在写诗当然很快,我今天写的诗,我马上发到网上去,几分钟以后全世界就知道了。但是我们古代都是靠手写相传的,并且敦煌这个地方是很偏僻的。你看西安一两千公里,很远的,对不对?所以你要传过去是很不容易的,说明这首诗当时影响很大,当时敦煌的写本里面有九个抄本。

    这是《搜神记》的一个抄本。这个抄本很长,我们传世的也有《搜神记》,我们干宝《搜神记》。近代有个干宝,他有《搜神记》,但是敦煌里面,文献里面的这个《搜神记》,它跟干宝的《搜神记》很不一样了。有些讲的内容是接近的,但是它这个文句是相差很大,出入很大的。他这个写本,藏的热本是由中村不折收藏的敦煌文献。相差很大,出入很大。这个写本产在日本,是由日本中村不折收藏的敦煌文献。敦煌卷子的图片,敦煌文献里有题记的,这是此代最晚的文献。在大宋咸平五年,是最晚的,有题记。关于藏经洞的文献,我们现在讲是六朝开始一直到北宋,主要的判断是它的时间,有题记根据题记来判断。这个题记以后,最晚的题记就没有了。藏经洞是什么时候封闭的,为什么要封闭?这是一个谜。当时有人讲藏经洞封闭的原因是什么呢?避难。避难就是说发生战争了,当时莫高窟的和尚怕这些文献受到损害,把它藏起来。所以这叫避难。另外一种说法是藏经洞为什么把它藏起来呢?叫做废弃。这些文献没用了,但是也不好乱扔。很多内容都是抄写佛经的,不好随便扔掉,对不对?所以,东西废弃了需要找个地方放起来,叫做废弃说。现在看来,藏经洞的文献既不是避难的也不是废弃的。把这些文献收集起来干什么用?它是要拿来修补的。因为这些佛经,很多是从其他的寺庙里面搜集起来的,收集到敦煌窟这个藏经洞里,干什么用呢?它是用来修补的。我们的佛经经常要用,用了以后会残破。所以他把其他寺庙里的一些佛经,没用的,当时已经淘汰的,收集起来放在这,然后我修补的时候就拿来用。这是我们现在认为的修补说。这个问题当然很复杂,我们没办法详细讨论。

 

    以前我们研究敦煌文献,因为我们刚才讲到敦煌文献四大收藏机构,英国、法国和俄罗斯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国家是写的比较早的跟敦煌有关的书,当时我们看的时候主要靠缩微胶卷。

 

    五十年代初,英国、法国都有缩微胶卷开始公布了。后来我们的国家图书馆也有缩微胶卷。所以我们当时研究敦煌文献也要根据缩微胶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主要的敦煌文献都陆陆续续影印出版。所以现在我们的敦煌文献,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已经公布了,都已经影印出版了。这里面包括我们的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文献,还有其他一些小的敦煌文献,以及我们国家图书馆的敦煌文献。这些文献总数大概是七万号。这些书都价格昂贵。我们的文学院,大概湖南师大,大多数的敦煌文献都已经买了,当然还有一部分还没买。

 

    还有黑水城的文献,黑水城的文献主要是在内蒙古发现的。这些文献也是以写本为主,总数大概有两万号。它抄写的时间主要是北宋初的,北宋以后的辽、金、西夏、元时期的。所以它在时间上可以跟敦煌文献差不多衔接起来。黑水城文献数量相对少一些,超不多都已经公布了。

 

    还有一大批的写本文献是什么呢?是宋元以来的契约文书。这些契约文书主要是在民间保存。较早时,比如说安徽,徽州契约文书原来主要由当时的一些博物馆收集,数量很多。大家都知道徽州契约文书总数在五十万件以上。这些都是手写的契约文书,也是了解我们当地的普通百姓生活、经济状况的重要第一手资料。这些契约文书我下面放了几张图片,是我前几年在浙江师范大学工作的时候买的一些契约文书。

   

    这些契约文书有所谓的红契跟白契之分。所谓红契,就是有印章的,官方的。经过官方正式的交易手续的,叫红契。白契就是私下交易、没有官方印章的。所以红契跟白契的价格不一样。我们刚才讲契约文书都是有印章的,官方的,正式的,经过官方认可的交易的。现在已经出版契约文书主要是安徽、徽州比较多,其次是上海、惠州,最后一个是浙江。曹树基的《石仓契约》现在可能已经出了三十多册了。《石仓契约》是一个一个契约,曹树基教授把它影印出版。这些契约文书可能还在民间大量保存。我前几年在浙江师范大学收集的契约文书,现在已经近十万件了。我们刚才讲的敦煌文献总数大概只有七万件,但是我们现在收集的民间契约文书总量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字,十万件。这些东西都是不可再生的文献资料,我们有些同学家里可能也有这样的契约文书。新农村建设后,旧房子拆除,但家里的糖糖罐罐里还藏有契约文书。从法律、经济、还有语言文字这些角度来说这些文书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文书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老百姓写的,所以大量使用方言口语。对研究语言文字来说也非常重要。这是《石仓契约》。

 

    然后就是明清档案。刚才我们讲到二十世纪的四大发现,四大发现里有一个内阁的大库档案。内阁大库档案是明清的皇宫里面的。除了皇宫里面的档案,还有地方的各种衙门的档案。所以说这个明清的档案数量也很大。明清档案基本都是手写的,都是写本文献。所以出版的数量动辄几百册。还有我们宋元以来的通俗小说的写本,以及我们汉字文化圈里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国保存的很多写本。我现在从我们的吐鲁番文书开始,一直讲到这个明清档案,这些都是写本文献,都是我们做学问的一些新材料。这些材料数量大,写本文献可以刻本文献比肩而立,是我们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做学问要利用这些新材料。这些材料是前人做学问的时候,没有用过、没有看到过的材料,所以我们容易出成果。

 

    许多老一辈学者,特别是清代学者,在传统的学术研究上面,可以登峰造极。许多学问被清代学者做了之后,现在的人再想超越是很难的。但是这些新材料他们都没看到过。如果我们在这方面用一下功,就容易出新成果。新的材料提出了很多新问题,我下面讲一下这个新问题。

    我们传世的古书主要是宋代以后的刻本,所以我们以前有关的学问也是围绕刻本展开的。但是我们的写本文献,或者是手写纸本文献,在形式跟内容方面都跟刻本很不一样,这就给我们研究者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

 

    比如敦煌文献的特点是分散,分离散乱。敦煌文献是很多的残卷。它本来就是两个卷子,这两个号本来可能是一个写本。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它们剥落分离了。所以这些卷子现在给我们提出了很重要的课题,就要把它拼合起来。本来是一家,现在分成两家了,甚至于是三家、四家、十几家了,现在我们要把它缀合起来。所以我刚才介绍的是我正在做的课题叫《敦煌残卷缀合研究》。我刚才讲到这个敦煌文献有七万号,这个七万号里面差不多有七千多号是可以缀合起来的。我们把它拼合起来以后,本来就一个写本,现在分成两个或者三个,甚至于十几个、二十几个写本,这种情况都很常见。还有一个问题是首尾残缺。很多写本文献都是首尾残缺的,所以要研究它的内容,研究清楚以后就要给它定名。像俄藏敦煌文献里面,总共有十七册,这十七册里面,从十一册开始它只有一个卷号和一个图版。什么内容,它没有讲,因为要判定也不容易,所以我们要给它定名。

 

    因为大多数敦煌写本都是没有题记的,时代不清楚,所以我们要给它断代,是什么时代。还有个工作就是辨别真伪。因为写本文献不光有研究价值,还有很高的文物价值。敦煌文献发现以后,有很多人伪造敦煌文献,导致敦煌文献真伪混杂。现在的契约文书,宋元以后的,市场上或是通过旧书网啊等等,拍卖的契约文书也有很多也是假的。所以现在很重要的工作是辨伪,分辨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像敦煌文献价格都是很贵的,一件大概十万、二十万。假如你不加辨别买来以后发现是假的,那你就亏了。假如你根据这个假的东西去搞研究,那当然就劳而无功,对不对?闹出笑话,对不对?所以我们研究以前还有一个重要的课题叫辨伪。

 

    敦煌文献编排杂乱,我们要类聚。我们刚才讲的所有的敦煌文献公布,它公布的这些卷号都是按照流水号的,没有分类。这样对研究者很不方便。所以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敦煌文献合集项目就是这么来的,我们要把它类聚,要把它搞成合集。同一个李白的诗歌,我们就要想办法把所有敦煌写本中李白的诗歌汇聚在一起。这样的话其他的人研究才可以来利用。否则的话,有的在英国,有的在法国,有的在俄罗斯,这样读者就很难来利用。所以敦煌文献根据它的特点的话,我们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然后在内容方面,也是不一样的。简帛,简帛帛书时间是比较早的。它主要是宗教文献和实用文书。写本文献无所不包,谁都可以写,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契约,在写本文献里也是大量的。所以手写纸本文献更接地气,它是反映了普通百姓的生活面貌。然后印本的话当然又不一样。它主要是反映上层人士为中心。比如我们出版的书,它都是政治的一个出版物。我们平常的吃喝拉撒这些东西,在我们印刷里面是没有的。但是写本文献就不一样了。普通百姓的账册,记账的东西,什么都有。因为它本身不是去拿来出版用的,所以内容很不一样。

 

    然后形式方面它也是有区别的,形式方面。简帛,是简册,它是一字一字的简,竹简里面的简。然后帛书,跟写本就有点接近了。帛书是写在丝绸上面的,它可能也是一卷一卷的。所以写本文献它主要是跟帛书有点接近,也是卷轴似的或者是散页的。然后印本,当然从我们的线装书开始,它主要分页的。所以形式方面也很不一样,它们有区别。

    写本文献书写方面有它自己的特点。比如说书写,它多俗字,辨认不容易。我们的写本文献里面,有大量的俗字。因为每个人写字他都有自己的风格,有的文化程度比较高,可能写的比较规范一点,有些人文化程度比较低,他就可能用很多不规范的俗字。比如说敦煌文献就是这样的,宋元以来的契约文书也是这样。这些俗字在可能字典辞书里面是没有的,我们就要研究它。还有很多俗语词。所谓俗语词,就是我们的口头语词。这些俗语词,字典辞书里面可能也不收载。什么意思?你看起来好像这个字、词好像很面熟,但是它什么意思呢?首先你是不理解不懂的。还有就是这些写本文献多宗教文献。像我们讲的敦煌文献,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可能是佛教文献。我们要理解这些佛教文献,我们就要懂得很多佛教的字义,否则理解起来很不容易。

    写本文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有各种符号。这些符号是刻本里没有的。所以要理解它这些符号什么意思,有的时候把握是不容易的。下面我们讲有很多符号的问题,我们的刻本书印好以后,我们的印本上看不到它有什么符号。但是写本里面的符号就很多了。有的是抄书的人他自己发现字写错以后,他在上面加符号。有的时候是读者,读者发现你抄的书里面有很多错误,或者我给你加上标点。所以它写本文献里有各种符号。我们看一下这类符号,比如说我们这首曲子的词,它里面有很多符号。有很多都是句号,没有逗号。这个记账本记账的时候也有各种符号,并且有不同的颜色。油、麦、黄麻等等是用红笔来写的。然后它最后有这样一个符号,最后一个符号什么用啊?这是有用处的。记账的人,他记到这里为止,他要画这么一个符号表示我记账到此为止,后面内容就是空白了。相当于我们现在发票上面的个十百千万之类的。假如说是一百块钱,你就要把前面的“万”划掉,是不是?你不划掉的话,有人在前面加个字进去你就麻烦了,对不对?所以符号就起这么一个作用,表示我记账,我今天记账记到这里为止,后面没有了。所以像这样的符号你就要研究它是干什么用的。佛教的文献,它有各种符号把它画起来。所以每个符号,它是很不一样的。

 

    有很多符号,它是表示各种层次的。三角,一个点,它用不同的符号表示不同层次。所以我们要研究这个符号有什么用。我们写本文献完全可以写一个符号学,我们很多符号,标点符号,写本文献里已经有了,包括我们的引号、省略号等等之类的。亲情社,所谓亲情社就是亲戚,大概是他们亲戚组织了一个社,社团相当于一个。这个社有什么事情就发一个通知,发个通知最后把有关的人的名字都写在后面,要通知到这些人。然后这些人后面都是有符号的,这些符号干什么用呢?我通知到了,给它画一个圈,所以有的是有圈的,有些的没有圈的,它有各种符号。这个符号表示我已经通知到了,或什么事情、东西我已经交货了。反正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每份契约文书都不一样,它的符号是很复杂的,所以我们要研究。

 

    我简单介绍敦煌写本里的一个符号。有位宋代学者有一本书叫《云麓漫抄》,他讲到:“古人书字有误,即墨涂之。今人多不涂,旁注云'卜'”,这个字写错了,怎么办呢?他讲今人是不涂了,把它注一个“卜”这个符号,“谚语谓之'卜煞'”,那什么叫“卜煞”?他说不知道,“莫晓其义”。“近于范机宜华处见司马公与其祖议”讨论《通鉴》这本书的时候,“有误字,旁注云▫️”,注明这么“▫️”一个符号。一个字写错了,注上一个这个符号。这个符号什么意思呢?“然后乃知'非'字之半,后人又省”,他认为这个符号是什么呢?“非”字的一半,非也。这个字写错了,非也,他用一半来表示。然后,“又省”,什么是“又省”?本来是应该写成“非”字的一半的,后来又省,本来是三点,后来又省,“卜”,他认为这个“卜”就是由“非”字的一半演变过来的。所以这是他这本书里讲到“卜煞”符号这个问题。实际上,他讲的是有问题的。我们看看敦煌写本里面有大量的删字符号,一个字写错了,会用很多符号来表示。我们发现敦煌写本里面早期的属东晋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是比较早的。早期的敦煌写本,一个字写错了它用什么符号?它就用点。往往是一个字写错了,加上三点。比如说,他本来要抄一个地名。但是他抄的时候,抄错了。我们讲这个字比较早的时候是这样写的,但是跟后来我们现在的写法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抄错了地名,抄错了以后,这两个字的后面加了三点,这三点就是一个删字符号,表示这两个字写错了,删字符号。然后本来是三点,有的时候它又会变成一点。我们看看这张卷子,卷子里面一个字写错了怎么办?用一点,加一点。比如说这句话:“若吾以韩起为阍”请韩起来做守门人,“阍”,门字旁一个黄昏的昏,这个字不是很清楚。“韩”写错了,对不对?它写成一个“朝”,因为这两个字的左边一样,容易写错,他写错了。那怎么办?把前面这个字用一点把它点掉。所以这一点,就是删字符号。

 

    你看这句话,“时晋侯亦失败,叔齐以此讽谦谏也”,这个劝谏的“谏”,左边一个言字旁,右边一个柬。它本来是“谏”这个字的,但是他写错了,写成什么呢?谦虚地“谦”。谦虚的“谦”,他写错了。他本来要写“谏”,写成了一个“谦”,怎么办呢?好,他发现这个字写错了,把“正”字补在行间。可能说他这个写本,写的时候没发现这个错误,后来他回过头来发现这个字写错了,然后写的位置也没有了,就会把“正”字写在中间。然后这就不一样,他抄的时候发现写错了,他马上在下面补一个“韩”字。所以这个点是删字符号。

    然后看这一句,他讲“礼无违者,何故不知?”。“何故”下面是故意的“故”,晋侯这个人说鲁昭公就是讲,“何故知不知”,认为他不知礼。但是我们现在的文献里面,上面这个“知”是没有的,“知”右边有一点,表示这个字想把它删掉。我们看一下彩色图片里,我们就比较清楚,彩色图片,这个字还有个朱笔,我们黑白里面是看不出的。陈铁凡是台湾的一个著名学者,他讲:“刻本无上'知'字”。我们传世的刻本里面,上面这个“知”是没有的。所以他认为有一个“知”字的,他讲上面这个字也是通的。实际上他的理解是错的,因为上面这个“知”字已经有一点把它点掉了,这就是删字符号。所以我们讲了半天,要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早期的敦煌写本,删字符号是点字,三点或者一点。但是到了以后,它开始出现了“非”字一半的这种符号。这里面就是说这个“两”字,就是说“舜子纔得上仓舍,西南角便有火起”。这是敦煌写本里面变文的一个写本。本来这个“两”字是一个衍文,是误抄的。他抄错以后,在右边加上一个“非”字的一半这个符号。“非”字一半就是刚才讲的《云麓漫抄》的“非”字一半的符号。他这个字,因为右面这行也有一个。抄书的人受右边影响,误抄了这么一个字,所以这就是“非”字的一半。

 

    所以我们现在总结一下,比较早期的时候,敦煌写本里面我们发现这个删字符号,有这个三点或者一点。到了晚唐五代以后开始,“非”字的一半的形成出现了,或者“卜”写的符号出现了。那么“非”字的一半的这个符号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所用的一竖是干什么用的?如果是点的符号只有一点的话,后人会理解错误,比如刚才,它被以为是一个删字符号,就忽略掉了,就搞错了。那后来的人怎么办?为了显化这个符号,字本来是三点,删字符号,我要删这个字,他不是先加三点,他先加一竖,我在错字右边先加上一竖,再加上三点。或者我删字符号用一点,我先加上一竖,再加上一点,表示删字。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删字符号本来是三点或者一点的,后来变成“卜”、“非”字形的,所以这个一竖是限定的,表示我要删的是这个字。所以“非”字形、“卜”形的符号是从点的符号演变过来的。

 

    我们讲的“卜煞”的“卜”,本来是点删的符号。敦煌写本文献里,甚至更早的文献里面就已经有这个点删的符号了。我们现在的成语里面还经常讲到“文不加点”,什么叫做“文不加点”?这个“点”首先是说我没有写错,一篇文章写下来都很流畅,没有写错的。有“点”的话什么意思?就是改来改去的。所以这个“点”实际上跟删字符号有关。所以“卜”写的符号是从点字的符号演变过来的,它不是“非”字的一半,而是三点加一竖这个符号。所谓的“卜煞”实际就是删字符号,就是把它去掉。

 

    我们要研究敦煌文献,古代符号有很多学问。我们可以把每个符号从古到今怎么演变过来的写成一篇好文章。这是我们讲新的问题,敦煌文献,写本文献,新的材料对我们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我们每解决一个新的问题,就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学问。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就是新的材料,新的发现就产生新的学问。他还说“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的古文家之学”。古文经书、今文经书,汉代的时候,孔子的老宅的墙壁上面发现了大批的古文经书,所以后来有了汉语言的古文家之学。然后“有赵宋古器出”,青铜器,宋代以后发现了大批的古代的青铜器,所以这个时候出现了宋代以来的古器,古文字之学。他说新的发现造就新的学问。我们的写本文献,可以说是写本文献的发现造就了、产生了很多新的学问,有关的学问。比如吐鲁番学、敦煌学、徽学、中古汉语、近代汉语、俗语词研究等等,这些都是跟写本文献的发现有很密切的关系。

 

    然后讲一下跟我自己有关的两个学问,一个是手写纸本文献学,或者简单讲就是写本文献学。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写本文献在内容、形式、字词、符号有很多方面跟刻本文献不一样的特点。

 

    方广锠教授是上海师范大学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他是敦煌文献,敦煌学方面的专家。我们国家图书馆的敦煌文献就是他在任继愈先生的领导下,实际上是他主编和负责影印出版的。因为写本文献原来都搞丢了,所以此七百年的学术文化,所谓的七百年,就是从东晋开始写本文化流行一直到北宋刻本流行。这就是说他认为七百年,这个七百年我们古书传播主要靠写本,手写纸本传播的。这些写本丢掉以后,他讲是七百年的学术文化之力所难免。他认为我们写本文献发现以后,特别是敦煌文献发现以后,孕育了一门新的学问——写本学。最后他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问。他曾提问:“写本学,是否会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学问之一呢?”,我的那本书差不多也回答他这个期待和问题。所以我这本书也可以说是写本文献学的一个基础。当然,我这本书主要是着重于敦煌写本,我们刚才讲的写本文献学不仅是敦煌写本,还有吐鲁番文献、契约文书、明清档案等等。写本文献学的范围更广,所以我们有必要说在敦煌写本文献的基础上搞一个真正的涵盖所有敦煌文献的写本文献的文献学。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当然说我的《写本文献学》可以在这个方面打下一个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这本书也填补了一定的空白,因为写本文献学以前没有这方面的这么一门学问。

 

    这是写本文献学,第二个方面是俗文字学。我们看待原来的汉语言文字学,它的研究领域包括哪些汉语言文字的研究领域?原来的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传》里把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领域分成五个方面:先秦古文字、秦汉篆列文字、魏晋以来的行书楷书研究、六朝唐宋以来的简体字俗字研究还有近代方言字研究。实际上如果我们更简略一点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汉语言文字学分成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是古文字研究,古文字研究就是研究小篆,以前的古文字。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隶书以来的近代汉字研究,就是研究隶书以来的近代文字。我们现在存在一个什么局面呢?我们的文字研究主要研究古文字的人很多,很热闹,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头重脚轻,但近代文字研究的人很少。这个原因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古文字研究比如《说文解字》是比较重要的,所谓政治这方面的因素。我们近代汉字的研究往往跟说文字有关,所以这方面的话看起来好像不登大雅之堂,这方面研究的人很少。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中文字的研究资料是很少的,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刻本文献刻书以后的文字往往都规范化了,特别是如果我们现在印刷的话,造字不规范的话是出不来的,我们现在的印刷物品很少里面有什么俗字的,至少我们老百姓用的字(不可能)在印刷里面出现的,要出现的话会专门引证它们,你才会特别给它造一个字,所以现在印刷出现以后,近代汉字引证的资料很少,我们没办法引证,没有资料。

 

    但是写本文献发现以后就不一样了。写本文献发现以后,敦煌文献、手写纸本文献是一个一体所制的保护,所以这里面的文献,写本文献都是不同的人写的,有的水平高,有的水平低,不一样的,每个人写的字都不一样。并且即使是水平很高的人,但是他自己手写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也会有很多简化。就像现在我们每个人写字,我做笔记的时候,我自己会用一些自己很潦草的写法,刻书一个模子出来的都是一样的,所以每个人手写的时候会有简书字出现。写本文献是“艺体”俗字的一个保护,正因为这样,为我们研究现代汉字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推动了现在俗文字学、近代汉字学等一些现代学问的诞生。写本文献里保存了很多古代的俗字方面的书,像敦煌文本里的字样,证明要录等这些给我们古代的重要的跟俗文字有关的著书,比如说敦煌写本里的字样、证明要录这两部书前面是字样,从后面开始部分开始是证明要录,两本书抄在一起的。这些都是我们是俗文字方面重要的著作。

 

    我举两个例子,一是《颜氏家训》。《颜氏家训》是北齐很有名的学者颜之推的家训。这本书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它讲到北朝俗字,“百念为忧,言反为变,不用为罢,自反为归,更生为苏,先人为老”它讲北朝的俗字。这里面当然有些俗字是没问题的,很多俗字我们在文献里就可以看到有记载,比如什么叫“百念为忧”呢?所谓“百念为忧”就是上面一个“百”,下面一个“念”?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忧愁的“忧”会意的俗字,其他差不多也是这样,比如说“更生为苏”什么叫更生为苏呢?左边一个“更”,右边一个“生”。这里面什么叫“言反为变”,什么叫“自反为归呢?”有的时候就有问题的,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刚才证明要录里面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两个字,这些书里面有记载的。比如说证明要录里面有一类,“猬”右边一个胃,左边一个“反”,这就叫自反为归。我们现在有个字还在用的,叫做“皈依”,这个字左边是什么?“白”。实际上“白”是一个错字,它本来应该是“自反为归”,写作“白”是没道理的,并且我们去看敦煌文献。找“皈依”的“皈”,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写成“百”的,偶然也有写成“白”的,这是“皈”字的一个错误写法,因为“白”和“百”太形近,所以“自白而皈依”。但是后来变成“百”了,所以“皈”。还有刚才我们所谓的“言反为变”。什么叫“自反为变”?不知道,其他文献里没讲,但是我们在这本文献里面可以看到,它以左边一个“言”,右边一个“反”,这也是会意变了。讲话不一样了,叫“言反为变”,它也是表示会意的,所以只有在这本书里面,很多字才有记载。

 

    还有国家的“国”字,国家的国是怎么来的?中国的国的简化字是怎么来的?过去有人说这是学日本,“国”的简化字日本已经这样写了,里面有个“玉”。所以有日本学者讲这是学日本。但是究竟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国”字我们中国古已有之,比较早的时候国家的“国”怎么写呢?为王为国,外面一个“围”,就是圆筒,里面一个王,为王位。国家的国,下面就是这个国就是封建王朝,周边是一个连土是一个封建王朝,表示会意字。当然这个字最早可能是草书演变出来的,草书手写的时候里面这个“或”,写起来会比较跟“王”接近,后来由楷书变隶书就出现了王的这个写法,王的意思上面正好也是有关的,所以围王卫国。这个“王”原来是没有点的,但是汉字俗文字有个特点,往往没有点的字他会加上一点,没有撇的字会加上一撇,这是俗文字经常会出现的一个加点加撇的情况,所以没有点的国,他可能会加上一点,变成一个“玉”,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国”就出现了。我们敦煌文献里也出现了,加点的字。这个“国”,《诗经》里的“国”,它都是有点的。

 

    现代汉字,敦煌文献发现以后为我们很多俗文字学、现代汉字学这些新学问的诞生创造了条件。所以我先解决新问题,产生新学问。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要研究汉语俗字,要研究敦煌俗字,就是因为发现我们的写本文献学里有大写的传统的刻本文献,没有俗文字。并且有些俗文字大家不认识,整理敦煌文献的时候就会搞错,注意这种情况,我们敦煌文献的整理总体来说质量是有问题的。因为很多整理的人缺少语言文字方面的功底,他整理的时候往往就随意的去改,一改就改错。这个改错的原因很大可能是他不明白里面的俗字所造成的,所以当初我写汉语俗字研究,写《敦煌俗字研究》就是因为发现了《敦煌文献》里有大量的俗字,这些俗文字以前是没有人研究的,刻本文献里往往也见不到,所以要解决问题,所以当时我的老师——郭老师最早就让我写一本这方面的著作。当时郭老师在世的时候我也跟他写过这方面的好几篇关于汉语俗字方面的文章,后来就写了这么一本著作。读博士以后又写了敦煌俗字方面的研究著作。所以这本书当时主要是为了辨认敦煌写本里的俗字,也算是汉语俗字研究里面的最早的一本著作,从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然后,汉语俗字研究是整个宏观里面的俗字。敦煌俗字研究的话我是着重敦煌写本里面的更微观一点某一个时段里面的俗字的研究,汉语俗字重考的话在我的汉语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这两本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来接近一些微观的具体的某一些疑难俗字,包括我这两本书里我就提出了汉语俗字的一些考辨方法,所以后面这本书里实际上有我的理论来解决一些疑难问题,辨认一些疑难问题。所以我的一些俗字方面的研究主要就是现在材料的研究,从材料里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我要解决这些问题。我的研究,我相信研究是说根据现在材料发现新的问题然后产生一些新的学问。

 

    最近有一本科学期刊是山东大学编的一个刊物有一篇介绍我的文章。他介绍的是汉语俗字研究这三本书,把近代汉字俗字以科学的姿态来研究,所以原来关于俗字和近代汉字的研究比较少。但是现在有很多学者在从事近代汉字,在从事俗字方面的包括俗字方面的研究,现在包括我们在座的郑贤章教授,他在这方面的成果很多,著作也很多。在这方面,我是开了一个头,但是他们这一批学者应该说比我做的更好,更深入。这不是我谦虚的话,因为现在我写了这些著作以后,我现在的主要精力有所转移。因为我现在手头在做的跟《敦煌文献语言大辞典》这个工作有关还有敦煌残卷的研究有关。有时候我的兴趣比较广泛,或者说情随事迁。我俗字方面的研究很少。郑贤章博士、河北大学的齐宝峰教授,还有很多学者在这方面成绩做的比我更出色。所以我今天讲的,归纳起来就是利用新材料,解决新问题,创立新学问,这是一个学术创新的问题。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各位老师,各位同学,由于时间关系,张先生还要赶去开会,急着到北京去,那么我们这个互动的环节就不进行了,我们以后再多请张先生来给我们开讲座。通过刚刚张先生为我们的讲座,我想每一个在座的同学都是被震撼了。

 

    这不仅仅是因为张先生这么丰硕的成果,这么多的论据,我想更多的是为背后张先生的创新,探索,这种精神所折服。因为张先生,刚刚大家如果从到到尾停下来就有一个感觉张先生从他的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以及后来的学术道路每一步都是在创新,他的脚印是深深的脚印,在学术史上是留下了很多很多一些具有开创性的成绩。他是近代文字,尤其俗字研究的创始人也是俗字研究的第一人,他又是从语言文字角度研究敦煌文献的第一人还有很多第一,这些写本文献学,文献学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研究他不是简单的在前人的材料或者是前人的陈铺,而是开辟了多的新的领域。

 

    我想我的体会就是除了张先生具有天赋以外,实际上还有几个方面,张先生是极为勤奋的一位学者,谁做张先生的学生那是很难受的,这个难受是什么?张先生很早上班去了,你作为他的学生你的压力是很大的,因为我有一个硕士生读了张先生的博士他回来跟我说:“湖南师大是天堂啊!”我说:“怎么是天堂?”。他回答说太幸福了,没有人约束。我说你到了杭州张先生那里,你是进入到了学术的天堂。你到我们这里可能是娱乐的天堂,享受的天堂,这二者是不一样的。我希望大家进入的都是学术的天堂,每一步大家要思考,我们不是简单地去积累,在积累的过程中要不断的思考,这样我们才会推动我们相关的学问朝着更广阔的天地发展。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后会多情张先生来我们这指导。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张先生!

 

编辑 谢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