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7-06-23 作者:历文院评论组 分享到:一键分享0

 

  《叫魂》叙述了1768年一场波及大半个中国的妖术大恐慌之兴起、爆发、直至被迅速扑灭的过程,间以讨论了人们害怕妖术、大恐慌兴起的原因、惩罚“妖术”行为人的法律依据、“剪发辫”背后的象征意义等,指出这是一场所谓盛世下底层劳动人民的恐慌,以及皇权与官权之间的博弈。
  
  乾隆三十三年,从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的表象之下,我们可以看到旧官僚体制对皇权的制衡和维护、社会阶层的固化,以及清代中期人口剧增之下贫民阶层大量增加、游民危机即将到来的前景。阅读本书后,笔者试图谈谈在这场“妖术”的背后,那若隐若现的“民主”与“法治”,以及二者的矛盾与调和。
    
  首先,笔者认为人民在公共事务中的一切行为均基于两个根本诉求——“当前自由”和“预期稳定”。可问题就在于这两个根本诉求在根本上其实是矛盾的——自由带来混乱,稳定导致统一。我们试想这样的两个极端体制:一是绝对自由,不存在任何法律、道德的约束,这样在现代社会看来绝对荒谬的社会形态在人类历史上是出现过的,即原始社会之前的时期;二是绝对稳定,人民绝对平等,同等享有社会资源,拥有共同的意志与明确的分工,类似于蚂蚁、蜜蜂的组织形态。对于前者,显然这会导致人类极大的内耗,并且导致社会资源分配的极大不公,甚至使人类走向衰亡,事实证明这样的形态被人类抛弃而逐渐进入了文明时代;而后者则会因追求绝对稳定、平等、统一而使人民服从一个绝对意志,形成“一人之下,万民平等”的状态(此处的“一人”亦可能是人工智能),甚至导致全民克隆,这样便会失去作为人的生命的意义,也会使社会不再是社会,而是僵硬可怕的桎梏。显然这两种极端形态均是不可取的,历史也证明人类一直试图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
  
  所谓“民主”是指人民拥有以类似“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评价一切行为、决定一切事务的权力,当人们在行使这样的权利时,既不需要固定的人数,也不需要固定的形式。“法治”则是指按照一套相对固定的规则章程(包括法律、道德等,同时我们也不去讨论其产生方式)来评价一切行为、决定一切事务,并且若要对评价、决定进行修改也必须按同样的规则章程。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民主”与“法治”同前述两种根本诉求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应的,“民主”体现对自由的追求,“法治”体现对稳定的追求。因此,虽然这样的说法有些极端的倾向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民主”与“法治”在一定程度上是矛盾的。
  
  在这些“割辫叫魂”案中,“民主”因素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并且毫无证据地怀疑、认定路人有罪,甚至施加私刑极大地破坏了“法治”。也使得官员们“既因责任所在不得不谨慎行事,却又对不可知论不以为然”,“在审讯大堂里站起身来时,一定轻轻舒了口气。在他们退堂后下去用茶时,一定感到自己对于无知大众的轻蔑态度本来就是有道理的。”“民主”中体现的“自由”看起来与我们故有的对中华帝国、中华民族更注重“稳定”的看法有所不同。
  
  当中华帝国的政体越来越走向稳定,这套上层稳定、下层自由的体制便会愈发撕裂,下层的自由便会愈发突显。同时由于稳定带来了停滞,也需要一股追求“自由”的力量来打破僵局。自由带来的便是社会资源的逐渐倾斜、人民阶层的分化。
  
  1768年所发生之事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上层“法治”、下层“民主”的体制必然失败,也证明若不对本就在本质上矛盾的“法治”与“民主”进行调和的制度设计是终究要走向末路的。
  
  而对于如何进行能够调和这一矛盾的制度设计,笔者学识浅薄,难以进行叙述,我们所能做的,便是自愿放弃自身的一部分权利并接受结果的不确定性。
  
                                        责编 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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